父亲母亲从山上下来了。父亲母亲说他们想看看孙子，我知道，他们想看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孙子，还有孙子的父亲母亲。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去过了，到底有多长，已记不起来，只记得我总能为不回去找到种种理由，他们在电话那头，每一个理由听起来都那么理所当然。而他们只需要一种理由，就干干脆脆地来了。和他们一起来的，还有村子里的泥巴和青草味，儿子说他闻到了。我也闻到了。我闻着泥巴和青草味，就看见昨天的父亲母亲扛着那把锄头或者背着那个稀眼背篼，从老家旁的小路走进山上某个地方的清晨里。草很深，路也很深，我看不到父亲母亲脚上那双鞋，能看到的，是挂在草叶上的那滴露珠的晶莹，还有草尖上那只蜻蜓的睡眼朦胧。

一口饭在父亲嘴里，来来回回地嚼，舍不得吞下去。父亲认真地嚼饭，我也认真地看他。看一眼，过一会儿，再看，还是觉得很久不见一样。父亲发现我在看他，也睁着那只眼睛望着我，以为我的嘴巴会掉出一句什么话来。现在父亲只有一个眼珠。另一个眼珠在饭前刚刚被取了出来，正在药水瓶里消着毒。没有眼珠的那只眼，眼皮松松垮垮地挂在眼眶前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连一条缝都撑不起来。我揣摸，现在的父亲很想做那只草尖上的蜻蜓，不用费什么力气，就能够把那只眼睛饱满地鼓胀起来，哪怕费点力气也没关系，即使把全身胀得通红，也是一只红蜻蜓。

父亲是个医生，一个他自己的医生。他总是自己给自己看病，自己给自己开处方。吃了十多年的治胃病的草药后，一检查，才发现是胆上的问题。结果，胆被割了。割了胆的父亲，胆子一点也没有小。眼睛明明钻进去的东西叫真菌，却一直滴细菌消炎药。这是医院里的医生说的。父亲住在医院的日子里，我第一次看到医生在人的眼球上打针。打针时，父亲的眼球死死地盯着那个针头，一动不动。打了很多针，那个眼球也没有被救活过来。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。进手术室前的那个瞬间，那只眼滚出来一滴泪水，和草叶上挂的那滴露珠一样晶莹。母亲说，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花。

你爸这两年老得厉害，比父亲小不了两岁的母亲说。母亲的话，我深有体会。小时候，我们都感觉自己怎么长也长不大，长大了，却发现一晃就老了。父亲想夹一块肥肉，却一次又一次地夹起一筷子辣椒。父亲的眼睛没有了焦点，手上的筷子就失去了位置。母亲就帮他，夹一块肥肉放到他碗里，再夹一块肥肉放到他碗里。母亲说父亲吃肥肉特别厉害，就是看不到身上长肉。父亲的确很瘦，秋天的核桃一样，除了核，就是皮，不像夏天的桃，在核与皮之间，还有厚厚的脂肪。我们说父亲瘦，父亲嚼着东西的嘴巴就嘟噜，有钱难买老来瘦。任何事情，父亲总能找到足够说服别人的理由。

父亲不坐沙发，喜欢坐在小板凳上，把背贴着墙，他说这种感觉才有坐在老家院子那把竹椅上背贴着那根柱子的感觉。找到感觉的父亲，很快就进入到另一种状态，打起了呼噜，可惜没有一只猫或者一只狗躺在他的脚旁。儿子说，爷爷睡着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母亲却说，你爷爷任何时候都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儿子听不懂奶奶的话。我给儿子解释，你爷爷那只眼，睁着也是闭着，闭着也是睁着，另外那只眼睁开的时候那只眼就是睁着的，另外那只眼闭着的时候那只眼就是闭着的。我的解释把儿子绕得直摇头，像摇着一只拨浪鼓。

母亲去逛街。父亲打死也不去。母亲说如果不去理发，父亲现在连集都懒得去了，即使去集市理发，也是在不赶集的日子里。母亲说父亲也没有闲着，就是不知道瞎忙些什么。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因为那只眼，把自己藏了起来，藏在别人的盲区里。我想劝父亲不要把自己躲起来，失去一只眼只是失去了一个角度，用不着把那只眼的窗户关上，再拉上窗帘。但始终没有开口，因为不知道怎样开口，更不知道脱口而出的东西是否对应着他真正的理由。

我很奇怪，父亲没有出过门，但那股村子里的泥巴和青草味却不知道窜哪儿去了。跟着母亲跑出去在某个十字路口找不到了回来的路？还是丢下父亲母亲提前回村子里去了？我没有答案。

没有了泥巴和青草味，父亲母亲便浑身不自在起来。浑身不自在的父亲母亲便回村子去了。他们说要回去看田地里的庄稼，这个理由和来看孙子的理由一样简单。